2022年郎酒年度十大图片发布 定格郎酒新起点******
1月12日，郎酒年度十大图片发布暨红花郎春节美食大赛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在新春团圆之际，发布年度十大图片，品红花郎回首过往，开启新一年，近年来已成为郎酒的“新年俗”。2022年，郎酒年销售突破200亿元，产能储能亦创历史新高。站在新起点上，展望未来，郎酒2023年开年的第一场盛典备受关注。
2022年郎酒十大图片发布，立足200亿迈向新征程
从2020年开始，每年年初郎酒都会通过一张图片一个故事的方式，发布郎酒十大年度图片，串联郎酒过去一年的奋斗足迹，展望未来。
郎酒股份副董事长汪博炜发布2022郎酒年度十大图片活动现场，郎酒股份副董事长汪博炜发布2022郎酒年度十大图片，与大家一起回顾了《郎酒酱香产品企业内控准则》发布、第二届郎酒庄园三品节、青花郎大好河山摄影大赛、郎酒发布“五大价值体系”、6万吨酱酒产能18万吨酱酒储量、郎牌郎回归、经销商2022-2022年特别奖励10亿元、生肖馆地之阁开馆、红花郎势能回归、年销售突破200亿元的十个精彩瞬间。
这十个瞬间，记录了郎酒从“透明的郎酒”到“大家的郎酒、有故事的郎酒、有价值的郎酒、奋进的郎酒”，再到“经典的郎酒、有情谊的郎酒、时尚的郎酒、红红火火的郎酒”以及“郎酒新起点”的向上发展历程。
随着最后一张图片“郎酒新起点——2022年销售突破200亿”的公布，郎酒全新发展纪元的新起点开始。随后，汪博炜带领销售公司管理团队核心领导点亮“新征程”，并带领2023年确定的新营销序列——青花郎、红花郎、小郎酒、郎牌特曲、电商KA五大事业部总经理，站上象征郎酒2023新征程的道路，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郎酒股份副董事长汪博炜引领五大事业部共赴新征程2022年，郎酒三品战略持续推进，郎酒庄园从深山持续闪耀世界舞台，郎酒产能储能再创历史新高，郎酒圆满完成全年营销目标，站上年销售200亿元台阶，也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纪元。
2022年，是郎酒胜利年。从“絮志酒厂”、“惠川糟房”再到今年的郎酒庄园，郎酒这个百年品牌走过了从0到3亿、再从3亿到200亿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以此为序章，郎酒将在2023年迈向新征程。
活动现场，2022年郎酒品牌发展道路上的高光时刻，亦浓缩成郎酒《2022郎酒品牌年书》发布，年度品质事件、年度品牌营销、年度品味互动、年度朋友圈、年度庄园图片、年度明星产品悉数收录其中。
《2022郎酒品牌年书》发布“红花郎春节美食大赛”火热进行，10位郎粉获特等奖
2022年年末，红花郎联合CCTV饮食文化探索节目《一馔千年》，与亿万观众一同寻味历史纵深处的中国味道。
节目热播之下，“红花郎春节美食大赛”火热开启，网友纷纷在微博秀出宝藏美味，或用红花郎佐餐、或以红花郎烹饪、或结合红花郎开展创意美食，用一道道美食点亮美好生活色彩，也为即将到来春节营造了喜庆、欢乐的氛围。截止目前，大赛已收获3.2亿人次热捧。
活动现场，“红花郎春节美食大赛”特等奖揭晓，10位郎酒FANS凭借巧思创意拔得头筹。特等奖获得者@汤圆mommy现场分享了其巧制红花郎瓶型蛋糕的初心，作为红花郎“骨灰级”粉丝和烘焙爱好者，她以红花郎“12987”的工艺为起点，分别制作了相同数量的甜品，构成了这一组特别的作品。
2022年年初，红花郎携手CCTV开启“红花郎中国节”年度主题IP活动，强势回归。一年时间里，红花郎携手《春晚有心意》《启航2022》《2022川渝春节联欢晚会》《古韵新声》《最忆是端午》《好味知时节》等节目，与消费者相聚在幸福、欢聚、喜庆的每一刻。
岁尾又再一次携手央视《一馔千年》《我要上春晚》两大节目，以“红花郎春节美食大赛”走向千家万户餐桌，让红花郎品牌势能得以爆发，持续绽放高光时刻。
绽放全国二十年，红花郎事业部回归
自2003年面世以来，红花郎以“中国红、中国节、中国酒、中国情”的品牌认知，融入千家万户、百姓餐桌，已成为次高端酱酒阵列中极具自身优势和特色的产品。
2022年，是红花郎绽放全国的第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红花郎品质始终如一、品牌大放异彩、品味历久弥新。不仅如此，2022年，红花郎强势回归，持续红火。据悉，2022年红花郎全年声量增长近40%，极大唤醒品牌记忆，激发市场热情，获得近50%的销售增长。
站在新起点，红花郎也迈向了新征程。1月8日，原青花郎事业部分拆设立青花郎事业部和红花郎事业部，独立后的红花郎事业部将主抓红花郎、郎牌郎品牌运营。作为郎酒品牌架构中的腰部核心，拆分后的红花郎事业部，势必将在其市场投入上更为精准，让红花郎这一支产品更聚焦、更细致、更有效的发展，为商家及消费者带来更美好的体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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