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制造+”，福建制造探寻“融合”之道******
眼下，“福建制造”正大有可为。从外部发展环境看，“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今年首次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从内部增长逻辑看，伴随宁德时代、厦门天马、九牧厨卫等行业领军企业的崛起，福建制造已经从“大而不强”的规模增长迈向了对“高精尖”的探索。
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如何赋能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核心竞争力。他们认为，处于“逆水行舟”的关口，福建传统制造业必须写好“融”的文章，加快数实融合、“两业”融合、产学研融合步伐，借力新思维、探索新模式，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制造+智造”，激活新动能
两会前夕，在九牧“全球首创5G智能灯塔工厂”，记者看到这里的所有生产环节和流程均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和“零用工”。
“通过5G机器人精准抓取、5G智慧仓储物流、5G膜内视觉监控等应用，工厂生产效率提升67%，物流运输效率提升45%，整体综合效率提升37%……”省人大代表，九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孝发介绍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林孝发认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三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而言已是刻不容缓，但‘数字化’并非目的，而是降本增效、拓展新商业模式的手段。”
正如林孝发所言，九牧如今正以“数字化”解“用户需求”之难题。
近年来，九牧与华为开展智慧卫浴跨界合作，联合华为、中国电信等共同打造行业首个5G智慧产业园，率先加入鸿蒙智联生态圈。正是基于这些数字生态，企业自主研发出电解除菌水洗技术、水幕隔菌技术等“黑科技”。
在纺织重镇长乐，金源纺织的智能化技改项目车间，上百台纺纱设备高速运转。遍布设备的传感器，便于技术人员实时采集数据，任何瑕疵都难逃数字眼睛的“火眼金睛”。
省人大代表、福建金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认为，目前纺织行业的竞争力就是取决于装备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数智化实现了我们对产品优质、高产、高效、节能降耗的要求，也让纺织行业一改高耗能、高污染、高库存的传统形象”。
有了数字化底座，如今企业还积极布局工业互联网，搭建“云榕集”纺织化纤交易平台，推动长乐纺织企业“上云”交易、“互联”发展，从而降低企业的采购、销售成本。
成本上升、效率不高、品控不稳……福建传统制造业一度受困于此。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制造，驱动传统制造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不过，在现金流吃紧的当下，数字化的巨大投入、试错成本偏高依旧让不少中小企业陷入不敢“转”、不愿“转”的困局。
省政协委员、民进漳州市委会副主委林必强建议，相关部门要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为支撑，集聚一批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培育推广一批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进而加速推进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同时，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在“数字化”领域的协同创新。
“制造+服务”，撬动新价值
当前，数智化转型在福建造就了一座座灯塔工厂、一个个无人车间。而基于对传统制造模式的革新，也让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可能。
“如今，我们与用户的互动不仅限于产品销售和保修，而是贯穿机械定制化生产、销售、运行维护、技术指导、保养、维修、报废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实现过程。”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说。
晋工机械是一家生产智能化挖掘机、叉装机等大型专业化工程机械的企业。近年来，企业在制造端和售后端，都建立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服务。2021年，晋工机械获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通过对服务型制造的探索，满足了个性化挖掘机、叉装机用户复杂多变的需求，开拓了公司产品类型，提高了品牌竞争力，拓展了用户群体。”张达斌说。
形势虽好，但亦有隐忧。张达斌认为，我省企业在服务型制造领域普遍缺乏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融合所需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突出“融”，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当前，我省不少制造业企业正努力通过服务寻求业绩突破。
三钢集团依托旗下闽光云商公司，面向经销商推出全国钢铁行业首创供应链金融“云”服务新模式就是一个积极探索。
“钢铁交易作为大宗贸易的一种，资金需求很高，但钢贸商在银行侧融资不易，融资成本较高，我们通过有效盘活经销商手中的库存资源，解决他们资金紧张、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上下游产业链的正常经营与健康发展。”省政协委员、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凌欢建议，整合金属、能源、矿石、成材、水泥等产业资源，打造省级的专业交易平台，以服务为制造赋能增效。
“制造企业主动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不仅是打造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制造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省人大代表、福建鸿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宝平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感触良多。他认为，当前不少企业对服务型制造认识还不足，还停留在“基于制造的服务”阶段，亟待政府部门持续完善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相关政策，推动形成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制造业企业走向“面向服务的制造”。
“制造+科研”，驱动新引擎
制造业企业的生命力在研发，核心竞争力依旧是研发。尽管如此，不少代表委员依旧认为，不是所有企业都具备能独当一面的研发能力和资金投入能力。加速产学研融合创新，驱动“制造+科研”双轮驱动的新引擎，对于突破“卡脖子”技术、培育更多“小巨人”尤为关键。
泉州精准机械生产的针织大圆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可其中的零部件——送纱器一直依赖进口，让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
“企业希望破解这一‘卡脖子’环节，就找到了我们的专家团队。最终，我们不但把这个零部件以降低一半的成本做了出来，还将原本机械式送纱器升级为智能送纱器。”采访中，省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厚德讲述了这个融合创新的故事。
戴厚德说，中科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聚焦纺织服装、新能源等领域，与当地企业共谋发展，成为不少企业的“编外”研发中心。
“当前，政策信息易遗漏、缺乏长期战略眼光成为国内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普遍痛点；同时，科研机构也不了解企业真正的市场需求。”戴厚德认为，“高校、科研机构只有真正‘融’入企业发展，才能破解这种‘信息差’。”
“科研机构既要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步’，推动建立科研成果概念验证体系，又要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和产业化服务体系，构建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完善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省人大代表、闽都创新实验室稀土纳米医用光电材料研究组高级工程师孙霞说。
针对当前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脱节、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割裂的情况仍然一定程度存在，省政协委员，中科院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鲍红丽则建议，政府部门要鼓励并扶持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建实质性技术联盟，充分整合资源，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科学研究，高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要加快建设科技产业咨询高端智库并采用市场化机制运行，系统搜集世界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信息，准确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提供高水平战略规划和决策咨询服务。（林侃 林蔚）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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